过去（比如50、60年代），上大学几乎相当于参加革命工作，那是全国性的大规模招聘干部，国家供你念书，毕业了你就得完全服从国家分配，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。现在实行改革了，大学生要交学费，毕业了进入市场自谋职业，叫人上苦地方你也不肯去，农村孩子就是回老家县城也不愿意去，这也是权利和义务的一致。大学改革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，当然要计算成本。不收学费，你叫那些老师怎么分房子开工资？那么，录取学生的标准就应当有：你能不能交得起学费？交不起早说一句话，别耽误了学校挣钱！不然你家的特困解决了，学校反而特困了。
我知道有好多大学，原先计划某班招30人，假设每人收4000元，从这个班里可以收到12万元，连收四年，钱也不少。可是突然原定名额上的一个人不来了，或念了两年中途又走了，学校不可能找人替补———那个计划是国家计委批的呢，学校这笔财源就没有。
所以，大学录取不能光有一个分数线的标准，在报考志愿书里，应该有一种保证———四年里能交上学费，不能让国家计委的计划落空。报考志愿书实质上相当于一种合同。
就是你到外国上大学，没有人出保证金，行吗？为什么在中国，就可以有作家帮你鼓吹，在“祖国母亲”或者“社会主义大家庭”身上多吸收点奶呢？之所以有些人格外同情特困生，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只有分数线的标准，考得那么好，天生就该上大学呀！这不是市场经济里该说的话。
有些事换个方式思考就非常简单：招生时问明情况，不招他们进来不就行了吗？这并不是这个人狼心狗肺，事情逼到这步了，只好实话实说。国家的教育经费并不多，要集中到成材的人身上，用在衣食基本无忧、可以坚持学习的人身上。学校是拿它自身的条件和社会进行交换，没有责任和能力解决你自己带来的特困问题。
大学教育不是义务教育。大学的受教育权不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力。宪法上指出，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。上大学是家庭行为，是家长的一种投资选择。上了大学，肯定将来就业会方便一些，这就是买了一种长线投资股票了。你买股票你受益，实在没有本钱，咱不买！
人生的好多想法，要想现实，是需要各种条件的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想住大房，想有小轿车，我想上东南亚甚至欧洲旅游，但是我没有钱，能实现吗？那就算了吧。我总不会跟别人说，你帮我一把吧！更不会面向全社会呼吁。为什么这些事我们都能心理平衡地忍受，别人也无动于衷，而没有钱上不了大学却变得无法容忍了呢，道理不是一样吗？
大学收费是大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住房改革、医疗改革，想住大房的得多交钱，想吃好药的得个人交钱，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上大学也得交钱呢！多少年来上大学都是不用交钱的，现在轮到我孩子上大学得交钱了，我也想不通，但是既然是改革，就不能考虑自家利益。交不起也得交，不然就不上！我们的眼睛当然是盯着不交钱的人。如果当初超生得到的后果竟然是上大学不用交钱，那对我们的心理打击就太大了。目前的中国，计划生育者还是大多数，不能为了少数超生家庭而得罪计生家庭，这影响政府威信。
生在那样的人家，也就要想得开。打个比方，我非常非常想上北京工作，可是我生在北京以外的地方，一般不太有这种可能。那就算了，别埋怨命运。（续完）
摘自《北京日报》
